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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吕某杰故意杀人一案的辩护词

来源:烟台辩护网 | 作者:宋沛学 | 时间:2017/12/20


审判长、审判员、人民陪审员: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34条之规定,按照烟台市法律援助中心的指派,并取得被告人母亲生某某的委托,且经被告人吕某杰确认,今天我们作为其涉嫌故意杀人罪一案的辩护人出庭辩护。首先我们对本案给被害人家庭造成的打击表示深深的同情,对被害人亲属所承受的悲痛表示理解,被告人吕某杰也应当因自己的行为受到法律的审判。法律保障任何人在受到审判的时候享有获得有效辩护的权利。根据法律规定,辩护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作用是促进法庭查明案件事实,促使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得到实现,为被告人提供无罪或者罪轻的有效辩护。辩护人所发表的以下辩护意见可能引起被害人亲属的不良反应,在此也请被害人亲属对辩护人的工作职责给予充分地理解。

开庭前我们查阅了本案的证据材料,会见了被告人吕某杰,了解了本案的有关情况。今天,通过法庭调查所查明的事实及所出示的证据,现就本案定罪量刑提出以下辩护意见,请法庭予以考虑。

一、辩护人对起诉书指控的犯罪事实及认定事实的证据没有异议,而正是上述证据表明,被告人不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其实施伤害他人行为应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属于结果加重犯,建议按照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定罪量刑。理由如下:

1、被告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双方没有仇恨、积怨,被告人并没有杀死被害人的动机。根据庭审查明的事实,双方冲突发生在人流混杂的娱乐场所,冲突的起因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被告人没有杀人的准备。因琐事与被告人发生争吵的是李某峰,而被刺伤死亡的却是王超。如果被告人有杀人的主观故意,其实直接仇恨的对象应当是李某峰,而李某峰并没有受伤,说明被告人是在混乱的打斗中由于慌乱而做出的下意识防卫动作,不属于主动攻击特定目标的情形,在这种情形下,不能认定被告人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被告人与王超见面前后不过十几秒的时间,根本不可能产生故意杀人的动机。

2、认定被告人为故意杀人的证据并不充分,不能认定被告人在作案时具有追求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观心理状态。通观全部案卷材料,能够直接反映被告人或许具有杀人的主观故意的材料,只有被告人在侦查人员讯问时所说的知道捅刺他人胸腹部会造成伤亡。例如案卷的第17页,侦查人员在第一次讯问笔录中问:“你认为你这种从斜下往斜上捅刀的方式会捅到对方的什么部位?”“你是否知道人体的胸腹部都是要害部位?”“你是否知道人体的胸腹部被刀捅刺会造成伤亡?”被告人回答说“从我捅刀的角度和方向看,这样捅刀会捅到胸腹部”、“知道捅刺胸腹部会造成伤亡”。辩护人认为,首先,被告人说从捅刀的角度和方向看,这是事后对已经实施的行为进行的回忆,而不是指被告人事发当时就是要捅刺胸腹部。

其次,侦查人员这样提问的语境,应理解为平常状态,也就是在平时问一个人“你知不知道拿刀捅刺胸腹部会造成伤亡”,那个人会说“知道”,因为平常状态下的人可以从容、理智地思考问题、处理问题。但是,辩护人认为被告人实施捅刺动作时的身心状态并不是平时状态,而是在被五个人围殴、追打,处于高度的紧张、恐慌的状态下实施的,在这种情形下,被告人没有冷静思考的条件,也不具备避开要害部位的条件。在案卷第22页,被告人第二次讯问笔录中说:“我当时只是想阻止对方,不让对方的人过来打我,我根本就没想过要捅什么部位,就是拿着刀由斜下向斜上方乱捅的,当时我脑子里一片空白,也没想过会有什么后果。”这应当是被告人当时掏刀进行捅刺的真实意思。另外,在案卷第28页也有相同的供述,它反映了被告人在当时的状况下通过伤害他人以达到抗拒殴打的目的,而没有致人死亡的意图。

再次,从现场监控视频来看,被告人被李某峰等人追打过程中,手中已经有刀,并且朝李某峰(穿黑夹克男子)身上挥舞,但李某峰并没有受伤。这说明被告人在被多人追打时并没有展开折叠刀,反映出被告人在打架斗殴过程中具有控制后果的意识。结合被告人的全部供述,并且综合考虑案件起因、发生场所、当事人饮酒情况以及案发时的紧急状况等因素,被告人没有追求或者放任被害人死亡的主观故意。

第三,根据出租车司机杨涛的证言,被告人在离开案发现场乘坐出租车时,接到其朋友孙斐打来的电话,当孙斐告诉其捅死人了,被告人说:“应该没那么严重吧?”这说明被告人没有想到捅刺会造成死亡的后果,也不希望发生这种后果,表明其没有致人死亡的意图。

第四,被告人实施捅刺行为后,虽然未参与救治即离开现场,但是根据实际情况,不能认定其有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因为被告人虽然离开了现场,但现场并不是只留下被害人,被告人的朋友孙斐、被害人的朋友李某峰等6人也在现场,被告人的离开并没有造成被害人危险的增加。另外,担心遭到报复伤害、害怕受到相关处罚等因素也可能是被告人离开现场的因素。因此,不能因为案发后离开现场就认定被告人具有放任被害人死亡的故意。

二、本案中,包括被害人在内的一方存在过错,建议酌情减轻被告人的刑事责任。

综合全案证据可知,双方的冲突明显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被告人与李某峰发生口角,这一阶段被告人在言语上和肢体上存在过错,但是这一阶段并没有发生什么后果。

第二个阶段是在郑某智叫来王超、郑某行、张某瑞等人,李某峰一方的人数变成了5个人,这时双方的冲突已经停止,没有发生任何打斗。其中李某峰的询问笔录第5页称:“他们从房间内出来后,都站在了我身边,我一看身边人多了,心里有底气了,而且之前我吃了亏,我就用右拳朝瘦高男子脸上捣了一拳,然后瘦高男子就朝我冲过来,张某瑞帮我推了瘦高男子一把,没让他冲过来,接着我就又冲上去用右拳朝他脸上捣,我们这边的人也是一拥而上,都扑过去打他,他就边往后退边朝我们胡乱挥舞右手。”这段证言可以清晰地反映,当双方冲突停止后,李某峰依靠身边朋友的人数优势,为了找回自己的心理平衡,打了被告人吕某杰的脸上一拳。这是导致双方再次发生打斗的关键事实。这时被告人明显处于劣势,从走廊一直被对方追打到小超市内,被害人王超在这个过程中也加入追打被告人的行列并且冲在前面。显然,包括被害人在内的一方挑起了第二阶段的打斗,而正是在这个阶段发生了本案的危害后果,包括被害人在内的一方对此有过错。

三、被告人在侦查阶段的讯问笔录保持稳定,与庭审中的供述基本一致,能够如实供述犯罪事实,认罪态度较好,建议法庭予酌情从轻处罚。

四、经辩护人在庭前了解,以及与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沟通,被告人本人没有收入,没有积蓄,没有赔偿能力。其父亲2014年病逝,其母亲表示要拿出全部积蓄积极进行赔偿,建议法庭予以考虑。

综上所述,从法律效果和刑事政策来看,故意杀人的量刑结果并不符合本案的实际情况。根据我国刑法第232条,故意杀人罪是以死刑为量刑起点的。如果认定被告人构成故意杀人罪,那么可能会适用死刑。但是,我国目前的刑事政策是严格控制和慎用死刑,死刑只适用于极少数罪行极其严重的犯罪分子。被告人出于伤害他人身体的主观故意,实施了伤害他人身体的客观行为,造成了一人死亡的后果,根据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被告人的行为构成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考虑到被害人一方对于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所以请求法庭依法从轻处罚。

 

辩护人:山东君孚律师事务所律师

 迟业刚、宋沛学

  2017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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